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熟知的生活结束了。
自怜的问题。

这是我在事故发生之后最初写下的几句话。
电脑显示这个文档（关于变化的笔记.doc）
的时间是“2004年5月20日23：11”，但这
是因为当时我打开了这个文档，并在关闭之
前按了保存。5月间我没有改变这个文档。
2004年1月，事故发生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之后，我写下了这些话，自那时起我没有修
改过这个文档。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下别的字句。

生活瞬间改变。
寻常的瞬间。
　　当回忆起事故最令人吃惊的一面时，我曾考虑过加上这几个字：“寻常的瞬间”。我立即明白没有必要加上“寻常”这个词，因为它不会被遗忘：这个词从没离开过我的头脑。事故之前的一切都如同往常，正是这一点令我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接受它，无法适应它，无法忘却它。现在我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异常：当灾难突然降临，我们都会强调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故发生的环境是多么平平无奇，飞机从蓝天上坠落，例行的公事因为轿车着火而中断，儿童和往常一样荡秋千时被藤蔓中的响尾蛇咬伤。“他下班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幸福、成功、健康——然后，走了。”这是我在一个精神病科护士的描述中看到的，她的丈夫死于一次交通事故。1966年，我访问过很多1941年12月7日生活在檀香山的人，这些人向我描述珍珠港事件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这样开始：那是一个“寻常的星期天早晨”。那一天，美洲航空公司11号班机和联合航空公司175号班机撞上世贸大楼；当人们被要求描述那个纽约的早晨时，他们仍会说：“那天只是美丽的九月中的一个普通日子。”甚至连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以这种充满预兆、然而令人震惊的句子开头：“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的早晨气候温煦，天空几乎万里无云。”
　　“然后——走了。”圣公会教徒在墓边说，我们尚在生命途中却要面对死亡。事情发生之后最初几个星期，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他们带来食物，斟好饮料，在午餐或晚餐时分，在餐厅的桌子上为或多或少的人摆好盘碗；他们收拾餐桌，把吃剩的东西放进冰箱，打开洗碗机，等我走进卧房（我们的卧房，里面的一张沙发上依然摆着一件褪色的加大号针织外套，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比弗利山的理查德·卡洛尔商店买来的），把门关上之后，填满我们的（我依然不认为是“我的”）公寓，使其不再空荡荡；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肯定一再跟他们每个人说起事故的细节。关于最初的那几天、那几个星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突然感到疲倦的时刻。我不记得跟谁说起过细节，但我肯定说了，因为大家似乎都知道它们。有一次，我想事故的细节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到的，但立即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每个人对事故的了解都太过精确，不可能是一人传给一人的。肯定是我说出来的。
　　我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说出来的，还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中，没有一个包含了我无法面对的细节，比如客厅地板上的血迹。血迹一直在，直到第二天早晨荷塞过来将其清洗掉之后才消失。
荷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12月31日，他本来要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没有去。那天早晨，荷塞清洗血迹时一直在哭。当我第一次把事故告诉他时，他并不明白。显然，这个故事并不适合由我来讲述；我的版本中有些地方既太过散漫，也太过简略；我的叙述无法传达整个事故的关键部分（后来我告诉金塔娜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但荷塞看见血迹的时候，他明白了。
　　那天早上，他进门之前，我从地板上捡起注射器和心电图仪的电极板，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块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