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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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早采用语言的眼光看待古典诗歌的著作之一。作者深刻地指出,古典诗歌具有独立的语言系统,采用的是独特的言语。这样,作者不是对一篇一首的诗词进行微观的分析,而是从宏观的语言体系的角度对于古典诗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风貌和动态发展做出把握。
  阅读唐诗宋词,几乎是大半文科学者起步时代的共同爱好,我也不例外,大学虽然攻读古典文献,最先细读的是《史记》,论文做的先是《通鉴》,后是明清史学,但是仍然时时旁骛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读得多了些,反过来看各种文学史和诗歌史,就生出一些疑惑,为什么这些研究论著和入门引导给人说诗,总是有些像“嚼饭与人”,把印象和感受当作诗歌分析和解释的唯一途径,弄得通过这个途径进入诗歌阅读的读者,仿佛在吃唾余剩饭。于是,我有些想另辟蹊径,刚刚好,那时一些西方学人对于中国诗歌的解读传入,一些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吸引人,技痒之下,开始尝试重新解释古典诗歌。在初版有而再版时被删去的文字中,开头一节是专门讨论“汉诗是汉字写成”的,我当时觉得,这是重新理解古典诗歌尤其是特别凸显着中国诗特色的近体诗的关键,恰恰也是人们很容易因为它是“废话”而“闲置”的前提,因此,它成了我写这本小书的思路起点,也是我命名这部书叫《汉字的魔方》的原因。
  把天才的感悟和印象的描述,当作复述诗歌手段和引导阅读途径,这个传统很长,长到可以追溯到“言不尽意”的提出时代。它一方面得到“无心是道”之类古代道理的支持,显得境界相当高妙,一方面得到赏析者的喜爱,因为这样才能表达出自己“不可言说”的体会。可是,这种很超越的方法虽然能启发“上根人”的心弦,却对一般阅读者的理解相当有伤害。我以为,这些印象式的感受对一般阅读者,远不如像王力《汉语诗律学》那样,能提供给阅读者理解、分析和欣赏的“底线”和“基础”。不过,出自语言学家的这些讲诗词格律的著作,又太多停留在语言形式上,那些“语法”、“词汇”、“修辞”、“结构”等等,似乎绝不愿意进入诗歌审美领域,因此,我才决定要写这么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可能也是中国大陆较早用语言学方法分析诗歌的著作。
  用匈牙利人发明的玩具“魔方”来比拟中国古典诗歌实在出于无奈,不过,我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了。一个由二十七块小方块组成的大方块,可以任意组合,变幻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形状,但又总是保持着它“3×3×3”的立方体,这与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歌的语言形式太像了,单音节、具有视觉性、意象自足性的若干个汉字,在一定的框架中千变万化,组合了多少令人着迷、充满魅力的诗歌!
  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在水中捞盐似地寻找诗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许这是从老庄佛禅玄学理学那一路积淀下来的直觉思维习惯,也许这是从诗话、诗注那一路传承下来的印象主义传统,也许是对“形式主义”由来已久的深恶痛绝,虽然我一直怀着最大敬意向这种习惯与传统立正,但我始终害怕这种习惯与传统会害得我们诗歌阅读者染上信口开河、凭空臆测的毛病,把“内心独白”甚至是梦呓臆语当成诗歌解释学的通则,就像孟老夫子“以意逆志”与后人“诗无达诂”这两句话常常成了不负责任的诗歌教师的遁词一样。远的不说,就是近年来很是热闹的各种“鉴赏词典”、“鉴赏集”,又有哪几篇不是以阅读者的个人体验来代替诗歌的美感内涵?又有哪几篇不是越俎代庖地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诗歌的内容,害得人不是读诗而是读“想象者”的文章呢?于是我希望从诗歌语言形式出发建立一个新的诗歌阅读规范,尽管我知道“规范”有时是阅读的基础有时是阅读的桎梏,但诗歌毕竟是语言文字按一定形式组成的,就像刘勰说的那样“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何况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本身的形式意味就很强烈呢!在这种语言形式基础上理解诗歌虽然不免有些拘束、刻板,但总比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想象来得准确,这就是我写这本《汉字的魔方》的最初动机。
唐诗选注(葛兆光选注唐诗倾情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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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一个传统方法的反省
  阅读一首诗时人们常常想到“背景”,这首诗是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研究一个诗人时人们常常想到“背景”,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描述一代诗史时人们也常常想到“背景”,和诗史平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成了一个既定思路(readymade train of thought),几乎每一个批评家都对它司空见惯,在评论诗歌时毫不犹豫地信手拈用,但很少有人对它似乎天经地义的权力提出质疑,问问它凭什么充当理解诗歌意义的基础?
  语言学家说,“背景”一词是舶来品,它译自日文“はいけい”,而日文“はいけい”又来自英语background,在一般字典里,background这个词下面有三个义项:某事物背
后的情状;照相、绘画等主题背后的布景或陪衬;背后支撑的势力或靠山。毫无疑问在诗歌批评中人们运用的是第一种意思。不过,当背景被恰当地运
  用于批评时,第二种意思“布景或陪衬”也成了合适的比喻,诗歌背景正好比摄影绘画时人物背后的布景道具,《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顾长康画谢鲲,以为“此子宜置丘壑中”,丘壑即背景,谢鲲在丘壑中益现其精神风采《世说新语校笺》卷下,第388页,中华书局,1984。同样批评家看来,“意义”与“背景”相关,诗歌在背景中更能显出其本义,所以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导言》即以取景作比,说那“一头可以放大一头可以缩小”的望远镜务必对准焦距《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一分册,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可是,当焦距没有对准时,第三种意思“支撑的势力与靠山”也会渗进诗歌批评,因为在这个取景框里背景清晰而主题模糊,就好比画谢鲲却画了丘壑,人物画成了山水画,搭布景却搭了脚手架,被拍摄的主题只好战战兢兢倚依在支架上,诗歌批评家不得不依靠对背景的考证和搜寻来重建诗歌的意义,于是背景真的成了诗歌意义的“支撑的势力或靠
山”,因为在这些批评家“寻找头脑却摸着帽子”的视界中,只有凭着帽子才能找到戴帽子的头脑,尽管可能张冠李戴但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只有凭山朵拉那只鞋才能找到山朵拉一样,背景是唯一的破案线索。

从宋诗到白话诗——诗歌语言的再度演变
  中国诗史的研究,除依朝代划分阶段外,还有按诗风划分阶段的,比如古诗、齐梁体、初盛中晚唐诗、宋诗、白话诗、朦胧诗乃至第五代诗等等,都曾被用来作为“诗歌时代”的标志。但是为什么它们可以各成为一个时期诗史的标志或名目,却很难说清楚,大体在各个研究者心目中都有某种“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感觉在当标尺,但是一旦形诸笔墨,则众说纷纭,有的从思想上立说,有的从风格中入手,有的从内容题材里寻觅,争吵不休,就好像丈量一段公路,时而用英尺,时而用公尺,时而用市尺,终究弄不清长短一样,害得读者莫衷一是。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1995)、《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4)、《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2006)等,论著曾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禅守与中国文化》
《道教与中国文化》
《古代诗文要籍详解》
《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
《唐诗选注》
《中国经典十种》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
《葛兆光自选集》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
《域外中国学十论》
《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
《通向禅学之道》
《门外谈禅》
《考槃在涧》
《佛影道踪》
《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
《并不遥远的历史》
《在异乡听雨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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